歼-7M型飞机诞生记:柳暗花明(上)

作者:屠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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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之后,我们技术人员摆脱了20年来的重负,又还未套上名利的枷锁,心情的确陶醉在春天的芬芳之中,不知道什么叫困难,没有后顾之忧地大踏步往前走。

1979年2月21日,我带着厂设计所和特设科的7位同志,应部里安排,赴京参加为歼-7改装引进平视显示器等航电设备的对英谈判。出发时我脑子里全是歼-7Ⅲ的事,我当时是厂副总工程师兼歼-7Ⅲ第二总设计师,刚率小组从国外考察和要了两架飞机(米格-21МФ和УС)、收集了不少部件残骸回来,没有任何主持引进航空电子设备的思想准备。原来厂里定的是由主管特设的设计所副所长陈志立同志等去谈判,临行前不久,谢明同志接到部里电话,指定要我带队去主谈,于是补买了火车票,就和陈志立、邱普达等同志一起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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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硬卧车厢坐定之后,我向军械设计员高维勤同志借了一本载有介绍平显的“航空设备”,开始从书本上了解什么是平视显示器,临阵磨枪,仓促上阵。

在此之前,1978年11月,吕东部长及段、陈、徐副部长率20余名专家去西欧考察,这是有史以来航空工业部部长到西方的第一次考察,考察中决定首先从西欧引进电子火控设备,以提高我们航空电子的起点。春节前在北京开过一次考察后的情况介绍会,我没有参加。之后,部里决定首先邀请英国马可尼航电公司来京谈判,以后还要与斯密斯公司、费伦梯公司以及法国的汤姆逊公司谈。引进设备先在歼-7上改装,改装工作定在成都飞机厂,成都飞机厂对外开放。引进后确认好,再改歼8。我们一行到京后,听了主管这项引进的外事局魏祖冶局长和随吕部长一起赴西欧考察过的杨光中处长介绍了情况和设想后,就与谈判组全体同志一起投入了准备工作。

谈判组除部、院机关的有关领导同志以外,共有三、四机部所属18个单位42人组成。陈少中副部长指定由我牵头和部机关的苏大鲁、杨光中、顾伟豪三同志组成领导小组,由我对外主谈。改装歼-7是为了装备空军,空军派出科研部章克文、唐志坚同志参加。

第一次和“魔鬼”打交道

我虽然已出过几次国,但面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老奸巨滑久战沙场的英国佬谈生意,却是第一次,更何况要谈的是现代化的航空电子,我还是一个门外汉。

马可尼公司派出了由一、二把手常务董事彼得曼和助理常务董事兼技术董事马利纳率领的12人庞大代表团,包括公司内雷达、无线电、平显、惯导、飞行控制各分部的经理和专家。这阵势显示了他们在我国开始对外开放后率先步入中国市场的决心。

谈判虽然有段子俊、陈少中两位副部长作后盾,但出面主谈,对我来说压力是很大的。这一轮谈判,预定中间还要去一次成都看工厂的飞机,这是我们厂第一次接待西方国家,如何安排好,我也得一起考虑。因此在谈判前,关于谈判方案的书面请示中,同时纳入了关于工厂对外的口径。我在报告中考虑到开放的长期性,建议工厂对外叫成都飞机公司,地名作公司名容易记,也不叫制造公司,公司不应该光搞制造;第二,从生产能力、机构、人物到产品都如实讲,只是厂长改叫总经理。这个书面请示,当时即经段、陈副部长同意并报吕东部长批准了。

1979年3月3日在北京饭店第一轮谈判开始了。由彼得曼全面介绍马可尼公司开始,然后其他人分别介绍他们的产品。我们在谈判开始详细介绍了歼-7型飞机,使英方感到我们要引进他的设备是有诚意的,因此明显地感到振奋。讨论越来越深入和有针对性。看样子,彼得曼这个老板,技术上还是有一定水平的。在第二天讨论中,比如谈到飞机空间紧张时,他建议换一个小的无线电罗盘,飞机电源紧张,他建议改用效率高的静止变流器;他还提出小飞机航程短不必用惯导等等,而无线电罗盘、静止变流器都不是马可尼的产品,惯导却是马可尼管的产品,使我感到他们还是实事求是的,谈问题有分寸,并不像我年轻时在上海看到的滑头商人样子。

谈了三天之后,我们感到好些事与我们原来设想不符合。一是原来设想买现成品,当年即可开始改装,实际不可能那么快开始;二是想通过他们引进脉冲多卜勒雷达技术,英方认为歼-7机头空间太小,且明确提出这要政府专门批,即一下子不容易引进;三,我们想引进惯导技术,英方主动说歼-7这一级飞机不必用惯导,我们不顾实际,硬要装,也不合适;四,我们原想先拿设备来试改,飞机改成后再谈订货,他们说不可能,单引进技术,不买成批产品不可能。这就必须修改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另外,我考虑到由歼-7一家对付几个外国公司,去货比三家,担子太重,因此建议段、陈副部长考虑扩大一个机种谈对外引进。

陪英国客人到成都看了一天工厂和飞机,又返回北京继续谈判。他们看了我们成飞公司后,首先一个主要印象是中国的航空工业规模不小。对飞机他们立即看出我们的歼-7Ⅱ型飞机和米格-21型飞机不一样,座舱盖不一样,防弹玻璃取消了等等。为了处理好雷达受进气道影响产生假截获,马利纳问我,可不可以把进气道唇口有一段改成非金属的?为了提高雷达罩的效能,能否把锥形改为球形的?我当场从技术上说明不可能,把球踢回去了。

回到北京,部长们已研究决定歼-7型飞机就不引进惯导了,雷达改为测距雷达;此外,歼8型飞机已经上级批准可以对外开放谈引进,惯导及脉冲多卜勒雷达由歼8引进。

整个活动到3月17日才完,谈判有一个纪要由彼得曼和中航技副总经理江同共同签的字。这一轮谈判时间达半月之久,参加单位及人数多是很突出的,加以事先的组织工作比较仓促,中间的变化又大,外事工作也缺乏经验,虽然园满结束,但教训也不少。

回到成都,我身上仍主要担的歼-7Ⅲ型飞机的担子,主要抓落实部党组关于歼-7Ⅲ的决定。3月初4月中又先后接受叶正大、曹里怀首长来成都检查落实歼-7Ⅲ的工作。5月初成都飞机设计所王南寿第一总设计师病后,我只好先挑着,按原定计划去京向部、工办、空军等领导机关汇报歼-7Ⅲ的方案,6月初汇报完后又随崔副部长陪张廷发司令员来成都观看样机,等等,我处在两栖的状态。

直至1980年初,部决定我正式退出歼-7Ⅲ设计工作,虽然我为歼-7全天候已花了五、六年的时间,离开有些舍不得,但可集中搞引进了,也好。

令人烦恼的十轮谈判怪不得王震副总理对歼-7型飞机引进改装的谈判太慢发过脾气,我们也没有估计到谈判那么费口舌。

马可尼公司的谈判方针,是先把技术状态弄清楚,然后开始谈合同文本,最后谈价格,在此过程中技术规范逐步成熟一致,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谈判中,我方虽处在“顾客是王”的位置上,但实际上有两大固有难处:一是技术业务水平处于劣势,二是语言障碍。

技术上,什么平视显示/武器瞄准计算机,什么数字电路,我方可以说还没有入门,第一次谈判我们向马可尼提出各项设备的技术要求,集中三、四机部和空军的专家,只写出了10页纸的要求,对比于最后合同签字时经过双方一字一句反复细扣长达三百页的技术规范文本,不太可怜了吗?在谈判中,既要设法弄懂又不能太示弱于人,又要避免吃亏或让人牵了鼻子走,难啊。

惟一的办法是天天开夜车,应付白天的谈判。至于谈合同,合同稿是英方提供的,我们几个人,中航技的商价处长罗毅,我们厂的王孝业,部机关的顾伟豪和我,只好头天晚上一起消化谈论,研究好几条,第二天罗毅出面谈,谈完一天,晚上再讨论第二天谈的内容。语言障碍,在20世纪70年代年那个时候,更是可以想见的。英方用的是本国语言,我方必须用英文,无论技术语言、合同法律语言,我方花的功夫就成倍地增加了。因为稍有不懂,一句话未看懂,一句话未说透,就表示YES,就要出问题。好在1979年中开始孙肇卿同志以中航技副总经理身份来主持这个项目,他谈判打交道比较有经验,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不少东西。

1979年3月开始谈,到1980年6月签订合同,前后历时16个月,不计领导层的活动,具体谈判英方来华8次,共70人次,我方去英二次,共43人次,一共谈了十轮。其中酸甜苦辣样样都有,我为此出差200天以上,再加上1979年还有歼-7Ⅲ型飞机的出差,妻子叫苦不迭。

谈判中有时往往谈得脸红耳赤,不欢而散,第二天还得耐着性子再谈。比如有一次谈雷达性能,英方回去做了工作后想往后退,就耍赖说当初谈的性能是不带雷达罩的,想一下子退30%,而且由道貌岸然有学者风度的技术董事出面谈,幸好过去文字上我们已扣死了的,才把他们压了下去;电磁兼容的责任问题,则反复争论了好几次,直到合同签字前夕才谈妥。最伤脑筋的一次,是1980年4月在上海国际饭店谈价格,谈判双方气都很大,本来预定晚上由孙肇卿请耐罗吃饭,也撤消了,从来不动摇的我,那晚也感到谈不下去,吹了拉倒。且不料第二天耐罗转变了态度。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生活上也很艰苦。好多次住在第二招待所,没合适车坐,每天来回跑路,夜夜加班到12点,还得保持仪容。谈到中午,外国人车子一坐就走了,我们只好买几个面包啃一啃。最有意思的有一次中航技蒋士钊同志给安排在民族展览馆十楼谈判,外边零下20°,谈完出去找中饭吃,碰到刺骨寒风,至今记忆犹新。总之,个人受苦受累甚至受气是不少的,但是为了国防现代化的大目标,为了建设人民空军,这些事也就无足轻重了。

1980年6月,我们赴英谈判小组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斗,终于达成双方一致的合同文本和技术规范。仅我和邱普达二人经手有帐可查的就谈妥了一百个左右的大小问题,我们付出的心血可见一斑。我国改革开放后对西方的第一个军工合作项目合同终于在英国国防部大厦里签字了。国内派出了以段子俊副部长为首,由工办叶正大副主任、总参装备部崔文波处长、空军订货部范俊秋部长、成飞谢明总工程师以及四机部十院副院长,海航科研部处长等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签字仪式。合同由孙肇卿总经理代表中航技签字,技术附件是由我代表中航技签字的。谈判小组成员11人包括空军科研部章克文同志、总参装备部张之苓同志等,自始至终都参加了。

合同共为空军装备100架改装的歼-7飞机(国内叫歼-7ⅡA),引进设备外加20%的备件,一二线地面设备按空军科研部代表的意见按三个基地配置。合同里同时达成了引进设备在我国生产的制造许可证转让的条款,转让费为24套设备的价格,因此又增了引进生产线培训所需的20套设备散装件。飞机改型由我们自己负责,设备装机后的试飞双方共同负责。

飞机改型由谁负责,曾经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担心我们对引进航电设备吃不透引起改型飞机上的失误,因此考虑包给马可尼负责,马可尼公司也认为可以干,他可在英国找飞机公司去合作,当然这要花更多的钱。我考虑到一,飞机究竟是我们最熟悉,拿出去请人家改型,不象话;二,自己干省钱,可为国家节省大量外汇;三,自己改型,虽然有风险,但可逼我们自己在技术上多学一些东西,而熟悉先进航电这条路,迟早要走出来的。因此,在与厂里同志商量以后,我就表态由我们承担不要英方管了。现在看来,连同我在谈判中竭力坚持马可尼应无偿向我提供平显软件并随后有偿培训这件事一起,为我们后来扩大出口改型掌握了主动权。

从急需改善我空海军装备出发,1979年我国即成立了总参、工办、三、四机部空海军组成的歼-7歼8改装领导小组,由段子俊、曹里怀分任正付组长,中央由王震副总理直接抓。邓副主席曾指示王副总理,要求速办,王副总理十分着急,曾有批评。为了要出国签订合同,三、四机部联合向中央写了报告请示,中央主席、各副主席全部圈阅同意,并有具体批示,如引进生产线的国内建线费用如何处理等,事情办得很慎重的。

签完合同,我们就回国了,但孙肇卿同志留英长驻了,所以后来在北京向部党组汇报,向歼-7歼8改装领导小组汇报,都是我具体作的。曹里怀等领导同志对合同和引进设备都认为很好,表示同意。我还参加了国防工办叶副主任主持,三、四、五机部、总参装备部参加的7项引进设备国内定点分工和费用的会议。会上研究,大气机由成都航空仪表厂,雷达高度表由782厂,电台及保密机由712厂,静止变流机由秦岭航空电气厂厂,照相枪由248厂,测距雷达由781厂,平显由长风机械厂(电子及总装)及248厂(光学部件)分别定点形成生产线。

合同签订一个月后,中英双方互相发出了政府批准的文件,合同正式生效了。我们的飞机改型工作、马可尼的研制工作、双方如何合作的谈判、引进生产线的具体条款谈判都接着全面推进了。7项引进设备中,马可尼公司除负责系统综合外,自己生产4项,其中平显是小改型,大气数据计算机是大改型,测距雷达是全新研制的,电台也是全新研制的。此外,静止变流器是购自美国的成件,照相枪是英国另一公司的改型产品,雷达高度表则是由我们单独与斯密斯公司订的合同。总之,马可尼公司的研制工作量也不小。

合同生效后,北京成立了“歼-7改装联合办公室”,总参、工办、空军、三机部、四机部派人参加,我们部里由杨镛、毛德华同志为首参加。也要求厂里有相应的专职机构。不久我们老厂长孙志端同志调北京,谢明同志就任厂长,我就任副厂长、总工程师,但设计、引进出口仍由我分工负责。我们成立了外事办公室,除一般的外事工作外,并兼引进的项目办,由王寅恭副主任主管引进项目。

天有不测风云在科学不发达的过去,“天有不测风云”,而今风云早已可以预测,可我们的经济建设反倒象过去的风云变幻莫测了。

1980年底,严格说12月29日,我接到部办公室电话,急事要我立即赴京,我立即设法坐飞机赶去,31日早上赶到段副部长办公室,陈副部长已在那里了,在座的还有中航技公司引进处长柯德铭。到后才知道要研究上级决定撤消马可尼引进项目的问题,我的脑子里不禁嗡的一声:当初中央催得那么紧的政治任务,现在一下子变得那么快!

段部长正在工办开会,等他回来前,陈部长和柯处长先向我谈了情况,根据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情况,12月23日,张爱萍副总理召开了会议,决定从马可尼公司引进的项目“停止工程,撤消合同,不再谈判。”现在马可尼公司及斯密司的两个合同,预定金已经付出,有关银行的信贷保险、手续费、保函费也已经付出,国内飞机改装等费用已经发出,如果退合同,预定金退不回,约有600多万英镑,加国内费用,损失将达4000万人民币。

他们算的经济帐,我本能地谈了技术帐:战斗机上装平视显示器是一大技术进步,是世界上的发展趋势,1976年我出国去看米格-23,还是瞄准具,后来报导米格-25也仍是瞄准具,可见苏联在这点上已落后一步,我们歼-7好不容易可以装上这种用数字计算机进行火控计算实现快速热线射击,一旦放弃,何时再成?太可惜了。

当场,我们议论了经济上要不损失,技术上又能保住希望,只能合同不退,设法把引进设备装上飞机卖出去,以出养进。

过了一会,段部长开会回来了。他说,上边讨论了国际关系的政治帐,特别是外交部对要退合同很吃惊,认为我国在国际军事贸易中,领导人说了话,不算,现在订了合同又不算,今后国际信誉怎么办?英国对我们是比较开放的,法国的汤姆逊公司就未被政府批准来谈,现在英国谈成了,又要退合同,今后还和西欧打不打交道?会上又提出空军没钱,准许三机部改装了飞机一起卖出去的想法,但曹副司令又不同意。

接着我们四人就讨论了如何减少引进费用的方案,包括缩小引进数量,减缩引进生产线项目或暂时不引进生产线等。讨论完,我就从部里直接赶机场飞返成都了。

原来合同预定1981年1月份要去英国讨论接口控制文件等,我们正在积极准备之中,这么一来就出不去了。

2月12日,毛德华同志自北京给我打电话说,给上边的报告尚未批复,但看来不行了,工厂的飞机改型工作暂停吧。我说,厂里工作早已全面铺开,现在气可鼓而不可泄,要停简单,但再要启动就难了,我的意见,我们工作先不停,等等上边消息吧。

2月26日,空军科研部章克文同志给总参装备部打电话说:空军看到了三机部给张副总理关于引进马可尼项目的调整方案报告;现提出空军意见如下,大意是,一,建议撤消与英国的改装合同,主要理由是改装的歼-7不能全天候作战;二,若三机部坚持改装下去,则费用由三机部负责解决;三,赔偿英方的费用应由承办单位三机部负责。

刘华清副总长看了上述电话记录稿后批语:“歼-7引进改装的谈判、考察、签合同、三、四机部、空军都参加的(总参签合同时参加的),去以前和回国后据说都向张司令汇报过,当时都赞成,现在要三机部负责赔偿,将来定要扯皮。”

话又说回来,在谈判期间,陈少中副部长指定我代表中方与马可尼公司谈引进的技术规范,并由我签字,我曾向陈部长说,要我代表可以,但国内又有四机部,又有空军,部内又那么多厂所,是否以后内部先大家签了字,然后我一个人与外国人签?陈部长笑着说:“老屠,你真顾虑太多,我们共产党办事,一起讨论定的,说话是算数的,用不着办这种内部手续,你就大胆去签吧。”陈部长说了话,我也不再说了。到了这当口,因为国民经济调整,空军没有钱引进,我看大家都是通情达理互相谅解的,你不说这个,而是把要退合同的责任一古脑儿推到没有改装出全天候飞机这技术状态上边来,显然无视合同谈判你自始至终都参加的这个历史事实,是嫁祸于人的。

接着按照上级的指示,孙肇卿同志出面与马可尼公司谈判终止合同的问题。终止合同当然引起马可尼公司的损失,不仅许多研制工作废于一旦,而且元器件订货、外购设备订货都有合同,他都要退出合同,甚至为了这个项目雇聘的人员都要解聘,这些钱加起来,预定金是远远不够的。以后每谈一次,赔偿金额增加一次,因为他工作仍在按合同进度抓紧进行,什么都未拿到,光往外赔钱,太冤了!

我一辈子为了改善空军的装备苦苦追求,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想到的只是一个革命者的责任所在,现在千辛万苦干,到头来落个技术上不符合事后捏造的空军要求,损失几千万元的罪名,多想不通呀。

3月中,我去北京,与中航技公司刘国民同志等一起研究了约旦来买歼-7的事情,并决定用文字向约旦推荐用平显等改装的歼-7型飞机,约方4月中可答复我们。4月份,中航技刘国民等去约旦,我们彭仁颖同志参加了,约方正式表示要装有平显的歼-7型飞机,但要同时实现其他改进项目。

绝处逢生

与约旦的合同,1981年6月签字,8月付预定金后生效。

1981年7月,我们的一架飞机在外场发生一等事故,最高当局作了严厉的批示。才从“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复苏过来的我们厂,开始进行全面质量整顿,莫文祥部长率工作组来厂蹲点。飞机生产线上国产雷达出不来,发动机又常出问题,飞机出不了厂;歼-7Ⅲ型飞机的研制进展缓慢,工办很不满意。现在又加上一个出口合同,与引进工作交叉在一起。我们的确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好在谢明厂长一贯对我支持和鼓励,使我能沉着应付。

章克文同志的这个电话,断绝了我们歼-7ⅡA型飞机为空军提供好装备的单相思,只能被迫把劲使在作好善后工作上去。咬紧牙关,不使我们国家的信誉受到损失,不让部里赔冤枉钱,不让引进工作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最大的风险和担子都要担起来。

的确,我们的风险够大了。第一,全部引进生产线的7个专业厂和参加学技术的研究所一下子全部退出这个项目了,领导机关的联合办公室也撤消了,全部专业技术工作只能由我们飞机厂自己来承担。如要向英方提供武器弹道参数,本来是有现成的,但兄弟单位退出后不给了,我们只好下决心自己搞,并且逼着我们自己学火控精度计算。我动员陈金琰同志从气动计算专业上转过来带人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约旦要改型的飞机,不仅进度急,而且改型项目多,没有技术鉴定定型的时间,没有回旋的余地,必须一次成功。比如他们坚持在机翼上不仅能装“玛特拉”R550型红外格斗导弹,而且要外加一对挂架增加一对机翼副油箱。5月份我在京参加对约谈判,他们非常明确地说,不加机翼副油箱,飞机就不要了,我们只好咬咬牙,答应他们。我说在技术上加副油箱重心配不过来,必须加配重,他们说宁可加配重也要改,就当场敲定了。我内心想的是进度太紧。

第三,进度问题更突出的是引进航电设备满足不了飞机出口的进度,研制批新设备试飞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暴露出来的问题,能及时处理好吗?指标精度能达到吗?新设备投入生产后没有我们先用一段时间的熟悉考验期,会出洋相吗?更何况合同订的飞机出口时间要早于引进合同的设备进口时间半年。但飞机出口时间晚了约旦就不要飞机了,这个风险,陈部长说就冒了,我们看也只能如此。我们飞机厂答应的话是简单的,但这是一付千斤重担。

两个合同如此复杂交叉,我们并不愿意,但又是自愿的,我们没有向部里讨价还价,我们甘冒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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