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 IDF 战机发展沿革

IDF计画总主持人

本文介绍了IDF战斗机开发的一些背景情况，以及若干关键人员

人云：「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国防科技当然脱不了政治因素。中科院发展研制的「自主防御战机(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简称「IDF」就是当年政治环境的产物。由于政治因素，买不到国外的高性能战机，政府当局决定自行研究发展高性能战机。这个决策促成了中科院的改组和大幅度充实。黄孝宗之所以被任命为中科院「代院长」以及空军航空工业发展中心改隶中科院，就是为了要执行IDF战机发展计画。要了解自主防御战机系统，必先知道要「防御」的是什么？以及其发展过程中的政治背景。

IDF最主要的任务是保卫台海的领空，掌握防御区域内的空中优势。所以IDF武器的系统设计属于一种「空优战机」型。设计上优先考虑：紧急升空拦截的速度，飞行操作反应灵敏度，先进的空对空飞弹以及电子系统，具有不论任何角度都能发射飞弹，击落敌机（天剑一型飞弹）以及最先进中程超视距和射后不理的作战能力（天剑二型飞弹），具有全天候作战及高空俯视低空来袭敌机的能力等需求。同时面对现实的国际情况，为了要尽量争取国外政治和技术上的协助，IDF在设计上不过份强调远程作战和攻击性的能量。

航发中心过去对于军用飞机的研制，曾经累积了多年的宝贵经验，为发展高性能战机，奠定了良好坚实的基础。一九八○年代初期，航发中心更进一步地针对未来国防需求状况的发展，深入研究空防作战的需要，以及参考世界战机的新趋势，来决定自主防御战机的性能，设计上并兼顾了前瞻性与实用性。

一九八三年二月一日航发中心改隶中科院后，国防部正式成立自主防御战机发展计画，定名「安翔」计画。先进高性能战机系统的研究发展，涉及到的范围非常之广，而且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科技能力的需求，也非常的浩繁，除了要具备这些条件之外，更要有现代化的管理和组织，因为一架高性能的战机研究发展工作，包括战机本身机体结构及飞行操控系统、推进系统（空用涡轮喷射发动机）、空用电子及雷达系统，以及空对空飞弹武器系统等等，要有整体规画，同时其分系统又要分项进行研究发展，而每一个分系统发展计画，都是非常繁复的专业性计画。

类似这样大型的研究发展计画，在国际上各科技先进国家，通常是交由各个极具规模的专业性厂商分头进行研发，然后再行整合完成。可是自主发展的防御战机没有具备这种客观的环境，所以中科院必需要采取整体发展，集中研究，像这样的大型计画，在全世界航空工业发展史上，极少见到的。中科院安翔计画及其下属四个分计画有了以下的组织：安翔计画：计画总主持人代院长黄孝宗，计画副总主持人——副院长华锡钧，计画系统整合主任——王石生博士。鹰扬计画（战机本身飞机系统）：计画主持人——彭元熙博士。云汉计画（推进系统）：计画主持人——夏树仁博士。天雷计画（电子及雷达系统）：计画主持人——苏鸿綖博士。天剑计画（飞弹系统）：计画主持人——杨景槱博士。

中科院在执行安翔计画的过程中，采取了许多国际上航空工业界增加研发及制造效率的策略。其目的在增加系统的性能和可靠度，减低研发的时程和成本。一个最能影响计画效率之一的因素是对零组件「自制或外购」的政策。黄孝宗对此特别注重。中科院应用了下列的几个原则：

(1)凡属军用标准元件，（如电缆、灯泡、螺钉等）中科院当然不必自制，可依照设计所需规格，不论向国内或国外采购均可。但各供应商必须经过高品质，低价格的竞标程序。而且每个项目至少有两家以上的供应商。

(2)有专业生产单位或业者可以供应的部分若干组件的加工，机工、锻工、铸工等以及一般合乎军用标准的材料，中科院也不做，这一部分尤其希望民间业者能接手供应。但业者必须先通过中科院较严格的品质验证程序。中科院在技术转移方面将充分提供协助。同时这是应用国防发展计画带动和提升国内工业水平的好办法，业者一旦拥有生产战机的高级技术后，也可成为国外飞机制造厂商的零组件供应商。

(3)投资太庞大的外围设备，如起飞降落架、轮胎、弹射椅、精密仪表等，这些部分了生产线，还需要完整的测试设备与场地，国际上早有高品质成品，中科院也不做。

(4)凡属军事及高科技机密的工作，由飞机本身及主要组件设计，系统组合到原型机的生产、测试，其中最复杂、最困难的部分，都是由中科院同仁自行负责执行。即使被视为最大挑战的电脑控制软件部分，也是由中科院自行负责开发，同时并动员国内任何可能的力量如信息工业策进会、各大学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及贡献。

安翔计画必须同时进行两大任务，发展第一流高性能战机系统和建立第一流能量，而两者是相通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发展的时程相当短促。航发中心过去在设计发展和测试飞机本身已有成熟和卓越的表现，量产飞机也有很好的生产和品保经验。但在几个属于专业性的分系统上，如空用涡轮喷射发动机、先进电脑数字飞控系统、以及空用雷达系统等，还需要大幅地加强。所以政府采取了一个很明智的策略，尽量争取国际上的「技术协助」，同时也顾虑到因此而遭受任何的限制和干涉时的各项技术性对策。原则上，所有重点研发和生产工作尽可能完全由中科院人员自己担任，其次在IDF设计，研发上预留下将来更进一步增高性能的弹性。就是在最坏的情况下，没有外来协助时，中科院也预设了多项应变的措施。类似中科院的雄风、天弓、天剑等飞弹本身系统，在没有获得外来的协助下，也都先后自力研发成功。

黄孝宗对安翔计画全力以赴，仍采取了充分授权分层负责的原则，但对各分系统设计规格、技术品质、计画时程、经费运用、研发能量的建立，国外高科技的引进等，都有严格的要求。他通常绝不干预每个分计画的「内政」，但在定期（视需求而定）的简报和检讨会里，强调各项重大问题以及解决方案的报告和检讨。他常说：一个计画主持人能力的评价，在看他是否能够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黄孝宗的心目中认为自己身为计画的总主持人，担负计画成败的全责。因此每当任何重大问题发生了以后，不管是在那一个分计画里，那个人的过失，对分计画主持人和承办人员总是给与以最大的同情、鼓励和协助。这样培育了安翔计画同仁间一种坚强的同舟共济精神。同时他认为自己既是代理郝兼院长执行院务，定期向郝总长及叶副总长毫无保留地据实报告了安翔计画的执行状况，以及所遭遇的重大问题和挫折，并保持了责无旁贷的担当，而经常地称赞安翔计画华副院长以下工作人员的努力与成就。

在争取国外技术协助以及获得各项高科技产品购案的出口执照方面，因为事关计画时程及技术品质，甚至于战机的性能，对计画的成败具有关键性的影响，黄总主持人和华副总主持人等会同驻美国代表处采购服务团团长等，历经多方奔走、游说、协商、简报、解释等，完成了多项起初认为不大可能的重要协约和购案。双方最不能同意的是对战机「防御性」的解释和观点。方坚持将涡翰扇喷射发动机的最大推力强制上限，直接地影响了战机的航速航程和酬载。所不幸的是中科院在发动机方面最需要外来的高科技协助，否则，完全自力发展的话，将严重影响战机计画的时程和整个战机系统的可靠度，所幸在电子系统方面不属「攻击性」，而天剑飞弹系统的发展原先就没有获得外来的协助，完全在「自力更生」的方式下执行，对方无法设限。在先天性推进系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要设计和发展一架高性能「空优」战机系统，更为增加中科院同仁在工作上的艰辛，成为一种技术上的重大挑战。除了战机本身系统外，在涡轮喷射发动机上也采用了最先进的设计技术和工程材料，减低重量和耗油量。

中科院在当时国际政治环境下的策略是采取阶段性的做法，第一期IDF的设计和研发目标以达到空对空缠斗的性能，可与F-16战机初期A、B型相较量。第一期IDF设计强调了最先进的数字飞行操控系统、搜索追踪雷达、射控系统和空对空飞弹等。尤其是天剑二型中程空对空飞弹的设计规格，属同类型中最先进的一种，其性能超过F-16战机上所挂载的「麻雀」中程空对空飞弹。同时中科院一面在机体结构及涡翰扇喷射发动机的设计上，预留将来发展及增加推力的弹性，一面积极建立研发高性能涡翰喷射发动机的能量。这种因推力受限「忍辱负重」的措施，事涉政治和外交，中科院同仁必须严守时间性的保密纪律，鲜为局外人士所了解。

鹰扬计画是IDF战机本身飞机系统的研发计画。它是安翔计画中最重要的分系统计画，其工作负荷占了整个安翔计画的过半以上。航发中心担负了鹰扬计画的全部工作。航发中心原属空军总部，它的成立源自一九六八年，由当时空军航工研究院向美国民间购买PL-I小飞机蓝图，成功地制成介寿号飞机，同时获得美国贝尔公司同意，合作生产UH-IH中型直升机，遂于一九六九年成立航空工业发展中心，下设航空研究院及介寿一厂，开始逐步奠定今日的基础。其所生产的第一种飞机，就是PL-IB介寿号初级教练机。

一九七○年开始自行研制XT-CH-I中兴号中级教练机。一九七一年与美国莱康敏厂合作生产直升机用的T-53-L-13B涡轮发动机，同时成立研发部门，从事自制发动机的工作。一九七三年第一架中兴号原型机出厂。同年，为追求卓越，增加研制能量，与美国罗斯诺普厂合作生产F-5E中正号战斗机，于一九七七年成军，担任防卫海域安全的拦截任务。一九七六年起以两年的时间自力完成XC-2中型运输机的研制工作。一九七五年开始自力研制，一九八○年出厂的AT-3自强号高级喷射教练机。一九七九年开始研改AT-3，于一九八二年获得成功为XA-3雷鸣号空对地攻击喷射战斗机。再度展现研发现代战机的能力，一九八○年成立专责单位，从事空用仪器电子类产品研发生产工作。从此确立了机身、发动机与仪电生产的基本能力。

一九八三年，黄孝宗给与改隶中科院后的航发中心较优先预算和经费上的支配，并同时促成其大部分人员待遇上的优惠调整。航发中心开始大幅度的能量扩充，从事各项先进实验室与大型专业试验及生产设备，如风洞、空用发动机测试台、飞机零组件制造加工、整机装配棚厂等的建立，同时派遣大批人员到国外吸取战机设计、研发和制造的先进经验。每年并对外招考与接受大批科技人员的加入，于是航发中心逐渐形成高科技航空人才荟萃，设备周全，颇具规模的先进航空工业组织。

中科院在执行IDF鹰扬计画的过程中，很有效地获得了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简称GD的协助，它在计画推进上，不参与直接工作，也不担负计画决策和成败的责任，仅以顾问的身分提供技术性的评估、建议、引导和介绍。通用动力公司在执行顾问任务时，应用的技术层次，受了美国政府严格的督导和限制。中科院同仁在设计及研发方面，许多地方仍需要自己的创新和突破。通用动力总公司是当时美国最先进的国防及航天系统供应厂商之一。它属下各分公司的产品包括了最先进的F-111、F-16战机、大部分核能潜艇，「擎天神」洲际弹道飞弹、「标准」海军中程防空飞弹、「针刺」陆军肩射防空飞弹、「战斧」空军长程巡弋飞弹，以及M-1陆军主力战车等。它们均属于最有效的世界级第一流武器系统。通用动力总公司的战机分公司是被指定来协助中科院的承办单位。

被派遣来中科院的各级GD人员并不是什么超级工程师，也不是具有高深学问的科学家，事实上一般GD人员的学历远不及中科院的许多博士和硕士。而当前最需要的是「真刀真枪」战机设计、研发、测试和制造上的第一流屡积经验。除此之外，GD人员带来了技术、组织和工作程序上第一流品味的传统。尤其在系统规格、整合界面、品质保证、验证测试上，都有特别的贡献。GD的客观评估和切实解决问题的建议，更是对设计的改进和计画的成功具有重大的正面影响。

鹰扬计画，为了验证所发展的IDF战机外型，历经了七千小时以上的高低速风洞以及水洞试验，并运用电脑模拟分析及设计修改，以确保战机具有优异的飞行控制性能，并且采取「模块化」设计，以便利日后后勤的维修。机体及机翼结构采取最先进的数字分析，以达到坚实耐久而重量较轻的最佳设计。并执行机翼结构振动疲劳试验达数千小时，超过数倍于设计服役飞行时间。IDF战机并采用了最先进的数字飞行控制系统，这大幅增强了高性能战机操作上的性能。除了系统硬件发展以外，其软件的发展属于最尖端的科技层次。

黄孝宗特别重视中科院同仁与GD人士间的工作关系。因为双方基于不同的社会环境、风俗传统、生活习惯、教育背景、言语表达等因素外，再加上技术性问题，常有见仁见智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较容易发生误解而影响了工作的效率。所幸飞弹和华锡钧与GD的高层人员特别是GD战机分公司的工程副总裁安德生（后升任总裁）私谊很好，较容易沟通和了解。在计画进行不久，双方合作无间，逐渐铸成了一个坚强的工作团队。GD人士对中科院同仁技术能力的成长以及计画的进度感到相当「惊讶」，而中科院同仁方面对GD人士的大力协助，得以解决了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在推进计画中深受其益，值得肯定和感激。双方人员均以参与IDF战机计画为荣。

黄孝宗认为航发中心在鹰扬计画发展IDF战机的过程中，经历了近十年的苦干，自主自力地克服了多项困难，再加上后来几年GD经验丰富、技术优越人士的引导，终于磨练、成长、茁壮为第一流研发先进型战机的组织和能量。这是除了IDF战机本身之外。最珍贵的成就；也可说是炎黄子孙在发展国防科技史上另一个傲世的表现。

云汉计画是安翔计画发展IDF战机整体系统中关于发展涡轮扇喷射推进分系统的分计画，这也是技术上最需要外来协助的一个部门。经过深入研讨和分析以后，中科院的决策采取了与国外一流厂商合作研发和生产的模式。这种做法，不但满足了IDF计画时程上的需求，同时增加了产品的可靠度而减低了风险和成本。最后而颇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了应付美方对IDF推力上限制的对策。如此遂与美国盖瑞涡轮引擎公司合作，共同投资，设立国际涡轮引擎公司，简称ITEC，来研发和生产IDF战机的涡轮扇喷射发动机。

盖瑞引擎公司是一家历史悠久、信誉良好的轻型涡轮发动机公司，曾与航发中心合作生产装置在AT-3高等教练机上的TFE-731-21涡轮扇喷射发动机。航发中心的构想是藉合作方式，一面发展，一面增加自立研发的能量。而盖瑞公司则是想藉着发展IDF战机所用发动机的机会，向中型军、民用发动机市场进军。就在这样互惠的原则下，双方协议相等投资，相等股份和权益，设立ITEC公司。在台中市和美国凤凰城两地执行业务，以ITEC公司本身资金依据IDF战机设计需求，先行研发取号「TFE 1042型」涡轮扇喷射发动机。而IDF云汉计画将有订购该发动机的商业性义务。ITEC公司的业务由双方人员组成的四人政策委员会指导，黄孝宗和华锡钧代表了航发中心。

TFE 1042型发动机的设计推力受了美国政府的限制，其最大推力（使用后燃加力器时）是八三五○磅，中级推力（基本引擎）是五千磅，IDF战机装置了两具TFE 1042发动机，所以其最大推力是一六七○○磅，中级推力是一万磅，TFE 1042发动机经过设计、制造、装配，以及累积五十小时以上功能验证测试与空中飞行测试，证明是一具性能非常优异的先进型发动机。一九八八年依照预定时程装置在第一架出厂的IDF战机上，一九八九年二月初步飞行合格完成，一九九○年三月全步飞行合作完成，开始进行量产。TFE 1042发动机的设计耐久度：高温组件是二千飞行小时，低温组件是四千小时，TFE 1042发动机采取了「模块化」设计，不但便利后勤的维修，并增进日后增加发动机推力时设计及研发上的弹性。发动机的每一个模块具有互换性，圴可单独地制造、库存及装运。TFE 1042发动机根据实际屡积测试结果，具有高可靠度，其「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小时╱故障次数）是四三○小时。

由航发中心及盖瑞公司人员组成的ITEC设计工程部门，将TFE 1042发动机基本设计改进，增加推力，但保持其外型尺寸，仍可装置于IDF战机上。每具发动机的最大推力可由原有的八三五○磅，增加至高达一万磅以上，而两具发动机最大推力可增至二万磅以上。

执行安翔计画过程中，各分系统研发计画分途同时进行。其中以IDF战机本身系统与其它分系统的界面设计规格，最有密切而相互牵连的关系。天剑二型飞弹以纵列式半嵌在机腹发射槽中，这样增加了机体设计的复杂度和重量。有一部分人士认为，天剑二型飞弹属于最先进空对空中程飞弹同类型，其技术层次甚高，质疑其如期完成之可能性。而机身设计生产设施工具和加工的过程，所需的时间较长，所以在计画执行的中期就要作最后的决定，天剑二型是否装置在IDF战机上？

黄孝宗的看法是以IDF战机整个武器系统的作战性能和未来空防的需求为出发点，来研讨这个问题，达到以下的结论：

(1)战机配备中程空对空飞弹是国际间发展上的趋势，例如F-16战机原型设计上只配备了红外线寻标的短程空对空飞弹，最近才勉强地装上了「麻雀」半主动雷达寻标的中程空对空飞弹（射程不及天剑二型）。

(2)针对台海空防需求，天剑二型飞弹大幅增进了IDF战机拦截来袭敌机的性能，以飞弹的射程和高速来弥补战机航程及速度受限的影响。

(3)黄孝宗对中科院同仁的技术能量具有高度的信心，天剑二型计画一定能克服各项困难，完成任务。

黄孝宗对处理IDF战机装置天剑二型飞弹的最后决策甚为慎重。当时正逢GD战机分公司新升任的总裁安德生公差来台北一行，黄孝宗即征询了他对这件决策的技术性意见。经过较详尽的讨论后，安德生完全同意黄孝宗的看法，并提及F-16的经验，主动地愿意协同黄孝宗向郝总长面报他个人的看法。安德生自学校毕业后一直在GD工作，曾任F-16计画的总工程师，是研发F-16战机成为著名的美国空军主力战机功臣之一。两人向郝总长面报后，得到总长对IDF装置天剑二型决策的同意和支持。随后又向当时空军陈燊龄总司令报告，陈总司令较客气地问了黄孝宗对完成天剑二型计画的把握，黄孝宗的回答是他并没有改变当初的信心。鹰扬计画同仁在优越的设计工作中并没有显著地增加机身的重量，而天剑计画同仁依照计画艰辛地完成了天剑二型研发的任务。黄孝宗和安德生间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安德生和GD人士经常戏称黄孝宗为可敬佩的「中国军阀」。由洛克丹的「满大人」演变成中科院的「中国军阀」，在外国人的心目中，黄孝宗永远是堂堂的中国人。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黄孝宗根据安翔计画进展的状况，向郝总长建议，预定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在中科院航发中心台中阳明营区，举行第一架IDF战机原型机出厂典礼，并在典礼中，IDF战机将以自身发动机的动力滑行出厂，这样表示IDF战机系统已达到初步研制完成的阶段，以后将进入地面试车测验以及空中试飞测验的阶段。当时黄孝宗个人的打算是，将在IDF计画初期研发告一段落时，自己对任务既有一个交代后，并在七十岁前退休。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星期六，希望届时蒋经国总统以及其它政府和社会人士可有暇参加。

一九八七年终，IDF原型机的设计主要尺寸早已开始逐渐冻结。各项工程及生产图样已先后发给工厂或外包给各承办商。首架原型机的装配工作已局部展开。IDF战机由机首起，「全首掀式座舱罩」，垂直尾舵主翼具有翼前缘板，全动式水平尾翼，张合式阻力板，双发动机进气口罩装在主翼下机体两侧。飞行员座椅装置向后呈倾斜状，此一设计，可让飞行员在航行时能承受较高的加速G力。IDF配备了先进的「线传飞控」系统应用数字电脑软件操纵飞行。操纵杆装置于飞行员的右手处，只要轻轻施力，经由电子讯号和伺服马达，就能同步操纵各个制动面。两具TFE-1042-70型发动机装置在机体后舱内，这样促进低阻力的机身外型设计。

IDF战机空中作战缠斗的武器包括了一门二十公厘口径六联装炮管高速机关炮，四枚近程空对空红外线寻标天剑一型飞弹和二枚先进中程空对空主动雷达寻标天剑二型飞弹。天剑二型飞弹具有多项设计特色，IDF战机可仰射亦可俯射天剑二型飞弹，发射时先以弹射器让飞弹脱离机体，再点燃飞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天剑二型飞弹导引方式为中途惯性导引，终端主动雷达寻标归向，这样可减少飞弹发射后对载机的依赖性，达到必要时完全射后不理的效果。

IDF战机的「金龙五三型」多功能雷达是由中科院引进国外厂商技术研制的，武器发射火控雷达系统，具有对空搜索、追踪、近战、扫瞄等多种功能；同时也具备对地表或海面各种图形显示，搜索地上或海上移动目标、测距等能力，它属于多功能的「脉波都卜勒雷达」类型。IDF战机飞行员座舱前方装置有抬头显示器，可将仪表数据反映其上，飞行员不必低头看仪表，便于驾驶和作战。

局外人士和媒体常将IDF战机和F-16战机比较，认为两者间设计上有许多类似处，这种较为外表形式上的看法一部分是正确的，但在设计细节、工程材料、电脑软件、电子零组件、发动机、飞弹、技术层次上等，却有众多的不同点，这是基于三个主要原因：

(1)IDF设计和研发工作，由于政治因素，推力受限，但还是要打一样的仗，执行上格外地困难，需要应用较精密的科技层次。

(2)很幸运地，IDF计画执行中获得GD人士的顾问性协助，等于拥用一大部分屡积的F-16技术经验。黄孝宗经常向安德生和其它GD友人强调，采取F-16的设计精华，而避免F-16的缺点和过去的错误。所以IDF在设计上有的地方比F-16更趋完善。

(3)由于IDF战机系统的发展较晚，所以尽量使用了一九八○年代的先进科技，例如工程材料、电子、电脑和仪表零组件，高品质高可靠度设计技术，最先进的「模块化」易于后勤支援的设计特色等。IDF战机系统装置了「AMRAAM」级的天剑二型中程飞弹较F-16 A/B装置的「AIM-7」麻雀中程飞弹更上一层楼。

参与IDF战机研制的厂商和供给器材、航空标准零组件的公司总数超过了一千家以上。事实上，尽量由民间分担研制工作及接受航空科技是国防部和中科院既定的重要政策，一直在积极地推进中。基于保密的考量，民间厂商名称和承包题目从不向外公布。一般承制IDF战机系统零组件的厂商，除了相当合作保密外，对所制造的产品，也不大容易知道是要装置在战机式飞弹上的那一部分，这种模式也有保密的实效。学术界参与IDF计画的有台湾大学、成功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工业技术学院、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中正理工学院、逢甲大学、中兴大学等。参与制造生产的工厂，除中科院本身的介一、介二、介三、机械总厂、火箭飞弹制造中心、电子厂、化学厂等外，其它参与者有工业技术研究院、台机、台铝、中钢、辅导会台北铁工厂、联勤二○五兵工厂等。

就IDF战机本身研制而言，整个飞机零组件共有四十八万多件，仪电线束长达四十七万余公尺，设计工程图多达七千多张，相关的试验报告、计画书及规范，多达一万二千多份，工具制造一万七千余件，计画总工时四千余万工时。这些数字不包括其它重要分系统，如发动机、飞弹、雷达等，更是不计其数。

◎张宪义叛逃事件

一九八八年元月中旬，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举家潜逃美国，待所里主管发现，已不知去向。旋即曾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长的丁大卫来台，转达美方接到张宪义报告核研所继续研发核子弹情形，并强烈要求核研所彻底拆除与核弹有关设施，核子反应炉须提取重水不得再开炉。当时，黄孝宗对这事件相当诧异，因为自一九八二年他接任中科院代院长以来，中科院严守蒋经国总统宣示「有制核子武器能力，但绝不生产核武」的政策。他将原有具投射核武能力的「天马（青蜂）」中程弹道飞弹计画停止，并调派原天马计画主持人杨景槱及其属下组织执行天剑一型、二型空对空飞弹计画的任务。

核能研究所在这个时期中的编组是直隶原子能委员会，由中科院代管，主要任务是支援原子能委员会以及台阶核能发电厂等和平用途。黄孝宗并将许多天弓地对空飞弹等计画的研发工作，委托核研所的高级科技专家们来执行，如材料、热传、红外线、爆破力学、电脑软件、物理、数学等成果卓越。他对核研所科技人员的素质甚为欣赏。

一九六四年，中国大陆原子弹试爆成功，翌年，中科院筹备处成立，下设三个研究所，第一所研究核能，第二所研究火箭飞弹，第三所研究电子。这个架构逐渐地走向建立了研制原子弹和投射载具能量之途。而世界上每个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都有权这样做。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在一九八○年代，针对台海局势以及国际政治上的演变，战略和战术上威胁可能性的分析，有效的吓阻力量不需要用核子武器。再由纯技术性的角度来看，台海的人口密度、地理和气候因素并不适宜发展核武，其安全性甚为可虑，而由国际间获得有关核武的器材和原料也很有问题。黄孝宗在中科院将近十年的期间并没有发现任何发展核武及投射载具的迹象。这些也都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要问为什么美国政府仍要这样地做？或许美国政府认为经国先生的宣示里，并没有提起放弃维持研制核武的能力，所以一定要借口将原子炉等设施不能操作或拆掉才放心。历史上证明了经国先生的明智决策，将有限的资源放在研制飞弹和战机上。

张宪义事件发生后，一向保持低姿态的黄孝宗，其双重国籍的身分常在立法院引起强烈质疑，甚至有人怀疑他有泄露军事机密的可能性。行政院为此曾作书面答复：「中山科学研究院代理院长黄孝宗虽兼具美国国籍，国防部为借重其专长，经该院兼院长核准后，得以代理院务名义，进行洽商协调美方技术的引进。」行政院同时指出为配合国家积极发展科技需要，前经铨叙部解释，对其有特殊专长或技能且国内不易觅得之旅外人才，得在不涉及公务人员任用法范围内，采用约聘方式。而中科院代院长黄孝宗具科技研发、计画管理等长才，引进新技术，提升该院水平，并负责各项专案计画，成果卓越，贡献甚大。

从此，黄孝宗在台服务的生涯开始牵涉于政治性的漩涡中，这是他当初并没有意料得到的。

◎ 台翔╱麦道合作案始末

黄孝宗认为台翔与麦道合作案是一个合理的机会来开拓新市场和新产品，更重要的是如此或能促使国内航空工业迈向第一流水平的技术和品质层次。但根据他个人募股不顺利的经验和世界不景气的大环境，他对此案却具有相当的保留。黄孝宗在美国航天工业界工作了多年，对这种个案合作营运计画及评估作业方式，司空见惯。就是评估结果认为不适当或风险太大，不宜进行，台翔尽管可以考虑其它的合作个案。

黄孝宗除了指派台翔总经理柯如苏，主持台翔同仁与麦道人士协调共同建立合作营运计画外，并请经济部工业局、行政院开发基金、交通银行等单位，以及国内外有关的专家和学人参与各种多元性和主客观性的评估。不久无论国内外产、官、学以及媒体界都在密切注意台翔╱麦道合作案的发展。因此，甫成立的台翔公司和其董事长黄孝宗一夜之间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这一切是黄孝宗当初绝没有意料到的。

黄孝宗当时已七十二岁，个人的计画是立即告老退休。因为台翔募股筹备成立一年多期间，压力较大，操心劳虑，身心疲敝，最近又是胃病复发，有胃出血，心跳加速，血压增高等现象，所幸医生诊断不太严重。他已辞去国防部科技顾问室职位。郝柏村盛意仍请他留任行政院科技顾问、国科会委员、和工业技术研究院董事等无薪给的职位，并为国科会卫星小组的召集人。同时他深感年纪已经不小了，个人时间相当宝贵。出掌筹办建立台翔公司是一番苦心，总想将过去的国防高科技发展成果移转到民间工业。现在台翔公司已经成立，或可让这些成果能更发扬光大，自己在国内的任务可说已经完成。

台翔和麦道合作的初步构想是：

(1)台翔以「出资」，麦道以「业务转移」方式合组新公司来发展生产和销售新型民航机。

(2)新公司获得麦道民航机子公司之有形及无形资产。

(3)预计台翔需逐步「出资」总数高达二十亿美元以获得新公司百分之四十的股权。

(4)双方合作建立新公司营运计画，内容包括共同设计开发新型民航机（将在双方共同评估后再作决定），共同参与相关组件之制造，飞机整体组装，测试试飞，开发市场和销售等。

台翔╱麦道合作案于谈判期间尚未具体成形前即遭到中外许多人士的反对和质疑。一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和航天业界人士认为此案对美国具有许多不利的因素，其中最显著的是麦道将会移转了许多最新的航空科技及生产能量给台湾工业，同时台湾民航工业的成长将威胁美国民航机业界的市场。

同时国内各界人士更是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单从台翔财务报表来看，公司还收不足新台币五十二亿元的资本额，公司又没有营业收入，要进行与麦道合作案，除了初步投入巨款外，未来还要投入很多钱，包括发展新型飞机，生产和销售等融资，简直像个无底洞，没有可靠的还款来源，又没有资产做担保品，基于风险考虑，任何一个金融机构不太可能会贷款或融资给它。又有人说，基本上航天工业具有投资高，利润低，风险多的特性，虽然其发展潜力大，并有带动国内工业升级等功效；但就台翔╱麦道合作投资个案来看，除了民间投入台翔公司的股本外，其余大部分的资金都是由政府和公营行库直接或间接支应，将如此庞大的资金集中在「海外一家、中外合资的公司」，不但违反风险分散的投资原则，政府也可能因此背负没有善尽看紧纳税人荷包的罪名。

交通银行表示，它对台翔╱麦道合作投资案的初步评估，并不是只采用台翔的资料，还找了麦道在国际间的竞争者提供资料，听听不同的说法，藉此做出正确的融资评估。经过深入分析，结论是此投资个案的风险不低，投资效益似乎无法显现。同时，交通银行又认为，本身投资台翔百分之五的股权，因为已超过百分之三的确必须承做有担保的贷款；其实，如果台翔拿得出担保品倒也行得通，问题是该公司没有资产，交银不可能借。而经济部工业局却表示，工业局评估台翔╱麦道合作案，除技术、市场、使用者的反应均属于正面外，因此案包含先进宽体大型民航机的研究发展，各方面除了财务一项外，评估都还不错。

黄孝宗面对外界「见仁见智」的各项批评，采取了严格自我检讨缺失而不断改善加强的态度。他觉得台翔也有责任于完成作业及评估后，让立法院及媒体界了解台翔与麦道合作案的真象。其实台翔╱麦道合作案的作业和评估是一种开拓市场试探可行性的手段，即使不成功，也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同时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有关信息。

一九九二年四月初台翔╱麦道合作案成为国内政治上争议的焦点，台翔成立方半年，还没有来得及有任何成效，只为了一个麦道案弄得满城风雨，黄孝宗本人首当其冲，肩负台翔业务上成败的全责，不免牵扯于这个政治旋风中。一位政界大员鉴于黄孝宗与郝院长私人间的渊源，建议他即时引退，黄孝宗完全同意。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六日，黄孝宗主持最后一次董事会中，请准辞职，就退休了。

有人说：「黄孝宗辞职表面上是因为健康理由，他的健康有问题是事实，但在这时间提出辞呈，最主要的理由是他与军方和官方的渊源过深，他不希望他的政治包袱影响台翔！」一位国营事业主管官员指出：「在台翔董事中、只有黄孝宗有能力，也最有资格，没有人比他更有国际航空界的关系和航空科技智识。然而也是所有董事中以他最麻烦，又是军方，又是官方，不变成话柄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