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枭龙”与其总设计师杨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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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枭龙飞机首飞成功了,杨伟的生命历程因此而显得更加不平凡。然而,不平凡的岁月是由平凡的每一天组成的,图纸、程序、试验、报告、方案带给杨伟的是枯燥感,而窗外的世界又有很多诱惑。他就教自己从每一件小事中获得满足,让时间带来快乐。

  当“枭龙”战机日前在成都首飞成功时,飞机的总设计师杨伟感到了莫大的快乐。

  “枭龙”即为早受媒体关注的超七型战机,它由我国自主研发,是先进的全天候、多用途轻型歼击机,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身为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的杨伟,为“枭龙”的成功倾注了大量心血。

  除了“枭龙”,他参与研制的国家某重点型号飞机已经装备部队,是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歼击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引起全球瞩目。目前,杨伟正全力推进该型飞机设计定型工作,同时在某重点型号双座型飞机的研制中担任总设计师,还主持着下一代战机等重大预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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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话,在我国新一代歼击机的研制中,杨伟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可以录,我本人就是色弱”

  杨伟,1963年出生,15岁上大学,19岁读研究生,23岁任专业组长,29岁任研究室副主任,30岁任主任,35岁任研究所副所长兼副总设计师,38岁任研究所总设计师。

  从迅速的成长来看,他挺适合飞机设计这个行业,然而当初他差点就与这行擦肩而过。

  1978年初中毕业时,他先后报考了高中和大学。等来了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后,他就去上课了,高中念了快一个月时,他接到了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的录取通知书。

  这份通知书真是来之不易。因为杨伟在高考中的数理化成绩都不错,但他是色弱,很多理工科专业读不了。西北工业大学负责招生的教师遗憾地给飞机系打电话,说按条件没法录这个孩子。一位姓罗的教授接到电话,当即回答:可以录,我本人就是色弱。1985年,杨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到了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他主动找到宋文骢总设计师,请求做他的助手。宋总当时愣了愣,一个还没正式报到的新入所研究生,在1800多人的研究所里直接向他“要”工作,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近60岁的宋总和气地打量着22岁的杨伟,没正面说好还是不好,而是把杨伟安排到了一个新成立的研究室。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歼击机的研制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一些国家的第三代歼击机已经开始服役,有的也在研制之中,而我国的空军主力机种还是第二代。要迅速赶上世界航空先进水平,必须研制我国自己的新型歼击机。

  杨伟去的研究室正是为了国家某重点型号飞机的研制而刚刚成立的,直接对应的是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的研制。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是先进歼击机的典型标志,是某重点型号飞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技术,直接影响飞机的飞行安全和全机研制工作的成败,技术难度相当大,风险也很高。世界上先进国家采用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的飞机都遭遇过严重挫折,西方国家对我技术上更是严密封锁。

  当时有一位外国专家断言:中国科技人员不可能过“电传操纵”这一关。还有人说:中国人研制飞机的水平还停留在小学阶段。

  各种各样的议论传到杨伟耳里,引起很深的刺痛,更激起他奋斗的豪情。杨伟在研究所的第一个课题是对飞机在紊流中的影响分析。这虽然不是高精尖的课题研究,但也极具应用价值。他像一个在岸上鼓足了干劲的游泳健将,长吸一口气,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两个月过去,课题圆满结束,其计算结果令大家非常满意。

  三个月后,研究所里新成立一个四人研究小组,确定飞行控制系统的结构,这在国内是一个空白。杨伟被提升为组长。一个才来研究所五个月的研究生,就这样开始独当一面了。

  “别走了”

  随着某重点型号研制进程的推进,研究所决定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研究室于是从杨伟的组里抽调了一大半人。把骨干抽走,看着自己的战友离开已发展很好的专业,那不是又回到三年前四个人的时候吗?杨伟想着想着就有了情绪,最后他决定去日本留学。

  手续办得非常顺利,最后只等签证了,研究室主任心有不舍,但还是默许了。他最后交给杨伟一个新的课题,希望他能把方案做完了再走。杨伟不想辜负主任一直以来的信任,他接下了任务。

  方案做完了,在汇报会上,主任让杨伟把方案向宋总作了详细汇报。宋总说,非常不错。主任借机说,他要走了。

  散会后,宋总把杨伟喊到面前,温和地看着他说:别走了!

  三个字,短促有力,浓厚深情,一个长者对一个年轻人的呵护、爱惜;一个毕生致力于航空事业的前辈对一个执著追随者的欣赏、鼓励;一个领导对一个下属的期望、要求都包含在了里面。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是一个型号研制牵头汇总的主机所,需协调的全线参研单位共有120多家。后来每到一个单位,每见到一位领导,宋总都是这样向对方介绍杨伟的:“这是杨伟,将来是要接我的班的。”

  杨伟于是继续奋勇攻关。他综合分析国外飞机的传感器、计算机、作动器余度管理资料,设计计算了十多种不同的余度管理方案,采用全新的思路对系统可靠性进行对比分析,找出了影响系统可靠性的主要因素,终于攻下了飞控系统余度管理这一关键技术。

  在主持开发飞控系统OFP软件开发环境的过程中,他大胆创新,摸清四余度飞控计算机和飞控系统原理方案实施中的技术难点,从中积累了大量系统软、硬件开发和系统综合的经验,为飞控系统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树立了以我为主进行飞控系统综合的信心。

  研制开发飞控系统必须要建一个具有先进水平的飞控模拟试验台。作为此关键设施的技术负责人,杨伟主持完成了设计方案论证,编制了一系列顶层设计文件,并提出了模拟台软件的总体设计思想,主持完成了运行软件包、支持软件包、模拟飞行软件包的开发。由他领导开发的CMRS软件系统为国家节省了300万美元。

  经过7年的求索,杨伟和同事们迎来了收获时刻,一个现代化的大型仿真模拟和试验设施在我国首次研制成功,顺利通过专家评审,被评价为“功能齐全、手段完善、效率高,是国内最先进的飞控试验设施”。

  随着某重点型号的研制不断深入,如何满足电传飞控系统在真实飞机上进行综合试验和测试验证需求的难题,又摆在设计人员面前。

  经过长时间思考,一个大胆构想在杨伟脑中形成:研制一个高度综合化、功能齐全,集控制、测试、仿真为—体的流动试验室,也就是可在外场工作的可移动飞控测试车。但是,研制这样的测试车,当时国内外皆无现成经验可借鉴,某重点型号的研制进度又不等人,难度实在太大。

  杨伟带领一帮年轻人,大胆采用国际上发展不久的VXI总线结构编制技术方案,进行初步设计。仗着年轻身体壮,熬通宵、吃方便面,一年时间完成了3年的工作量,终于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可移动飞控试验室做了出来。由于设计正确,试验充分,使最具风险、最令上级领导不放心的飞控系统一直保持安全可靠运行,获得飞行员的高度评价。

  终于,某重点型号飞机首飞成功,大家和刚走下飞机的试飞员紧紧地拥抱。在一片欢呼声里,杨伟悄悄走到一边,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圈,他一吸鼻子,把眼泪咽了下去。

  “吞下去并把它消化掉”

  2001年,超七型飞机的研制计划得到真正确认,杨伟很是激动。超七型飞机是我国首次与外方合作采取“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原则研制,突破了过去研制飞机仅靠国家投资的单一模式,是我国航空工业从技术引进,到利用外资实行整机技术输出的重大标志。并且国际上成功发展的新一代轻型、廉价、高性能战斗机很少,给超七型飞机的发展留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作为该机的总体设计单位和投资方之一,超七型飞机的设计思路非常明确,就是既要突出高的综合作战效能,又要突出低的全寿命使用费用,使战斗机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环境,并且适宜大批量装备军队。

  但紧迫的时间给杨伟沉重的压力。研制计划要求超七型飞机2003年首飞,这是国际承诺;而国家某重点型号飞机的研制以及某重点型号双座型飞机的首飞也要在2003年实现决胜,这是庄严使命。从此,研究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杨伟明白这正是研究所发挥潜能的时候,他对同事们说,就像一只鹰捉到了一只大鸟,吞下去并把它消化掉,自己就强大了,不然就被它噎死了。

  大量的先进设计理念、技术和手段在超七型飞机的研制中被应用,时间被大大节省。例如零部件全部采用三维实体数字化设计,飞机制造厂通过网络接收后,只用一两周就可以生产出成品,如果使用传统的方法在二维半平面上进行设计,制造厂则需要三四个月进行加工。

  最忙的时候研究所实行“611”工作制,即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有时杨伟要和同事们熬到夜里两三点钟。在一次中层干部动员大会上,素来敢打善拼的结构室主任动情地说:“大家简直是在拼命啊!”杨伟的眼眶当即就红了,座中的很多同志眼泪都悄悄溢出了眼眶。听完大家的汇报,杨伟沉重地说:“我已不忍心再说什么,我们的同志已经尽了该尽的力。作为总设计师,我只能拜托大家,再鼓一把劲,再咬咬牙,再撑一撑,一定要守住节点!”

  作为总设计师,他不自己编制程序,也不绘制设计图纸,尽量从具体的事务中抽身出来,把精力用在重大技术的分析、决策和人力、物力资源的组织上,确保研制工作不被拖延。

  他还拿“KISS”与大家分享。“KISS是Keepitsim?pleandstupid的缩写,意思是尽量采用简洁直接的方法去解决面临的问题,“stupid在这里不是笨,而是大智。”他说,“比如采集一组数据,可以搭建一个大系统,也可以用简单的工具,大系统虽然显得先进,但是费时费事,我不提倡用复杂的办法来做简单的事情。”

  在9个月的时间里,超七型飞机和某重点型号双座型飞机同时发出了9万多张A4生产图,创造了中国飞机研制史上的奇迹,杨伟和他的同事们为此付出了无比艰辛的努力,确保了研制进度。

  在设计过程中,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充分利用了其在研制新型歼击机过程中已经攻克的先进技术和建立的研制手段,如先进的气动布局,先进的航空电子系统,先进的电传飞控系统等。由于采用了一系列先进的技术,超七型飞机可以方便地根据国内、外用户不同的侧重及需求进行改、换装,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超七型飞机的研制,还带动了我国航空救生技术的提高。在超七型飞机研制初期,由于我国还没有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肩的飞机弹射座椅,按计划只向国外的公司订制,杨伟和同事们建议让国内的厂家也参与进来,与国外的公司同时做,在规定的时间内交货,谁的产品好就用谁的。

  在紧张的飞机研制过程中,杨伟和同事们挤出时间联系了国内的一批厂家,动员他们来参与飞机弹射座椅的攻关。这些厂家也非常积极,终于实现按期交货,质量过关。而国外的公司表现得拖拖拉拉,没能如期交货,退出了竞争的行列。

  经验收,我国自行研制的这种弹射座椅,其性能与国外现役飞机弹射座椅的性能相当,目前只有美国、英国、俄罗斯和我国具有设计和生产能力。

  结语

  枭龙飞机已经首飞成功,杨伟的生命历程因此显得更加不平凡。然而,不平凡的岁月是由平凡的每一天组成的,图纸、程序、试验、报告、方案带给杨伟的是枯燥感,而窗外的世界有很多诱惑。他就教自己从每一件小事中获得满足,让时间带来快乐。

  “我把大目标分成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实现的小目标积累起来,就成了大目标;获得的小成就积累起来,就成了大成就。这样便实现了自我的价值,同时也铸造了成就。”他这样激励自己,也激励大家。

  杨伟说,未来的先进战斗机,最关键的技术有四条,一是隐身,二是超音速巡航,三是非常规机动,四是信息化、智能化。这四项技术和现有飞机有本质差别。

  他现在考虑最多的,是最大限度调动研究所的潜能,为中国研制先进的战斗机。

  人物档案:

  杨伟,1963年出生,15岁上大学,19岁读研究生,23岁任专业组长,29岁任研究室副主任,30岁任主任,35岁任研究所副所长兼副总设计师,38岁任研究所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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