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观:投奔解放区造飞机

“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来献给党” 解放后,中国曾到英美国家留过学的航空发动机专家只有两位,一是吴大观,另一位叫做虞光裕。 1951年初,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维修战机的工作繁重而紧迫。在这种背景下,筹备已久的航空工业局正式成立。由修理到制造,新中国航空工业的道路由此起步。吴大观成为当时中国航空工业从业人员中唯一见过喷气发动机的人。

在苏联的援助下,1954年,沈阳410厂试制涡喷—5发动机成功。而这让吴大观热情高涨,他已经打算自己设计发动机了。

但实际上,当时自己制造发动机,几乎所有基本条件都不具备。“文革”前试制的三种类型的发动机,虽然都只是在原准机基础上做不大的设计变动,但除了喷发—ⅠA型发动机算作成功之外,其他都算不上成功。

吴大观很清楚中国航空工业的薄弱。他在自己家里设立外语学堂,让职工们学好英语。那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而苏联的资料保密的太多,相反,美国的部分资料还能够在杂志上看得到。

“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来献给党?”在吴大观的日记上,这样的字眼比比皆是。他的压力可想而知。

年轻的科研人员周晓青由于外语很好,颇得吴大观的器重。但当吴大观看到周晓青傍晚时分打篮球时,就找到他的主管领导说:“周晓青是技术尖子,别让他打篮球了。”甚至当他看到技术骨干王智忠在家洗衣服,就打趣说:“这种事应交给夫人,你应该去看图纸、查资料。”

几乎所有的科研人员都知道,吴大观没有任何生活乐趣。人们能看到的就是他办公室灯火通明。“每天都在看资料。”周晓青说,为此,年轻的科研人员们也跟着自觉加班。

“文革”时期,吴大观以“走资派”和“特务”的双重罪名被关押批斗。而他那因长年劳累导致视网膜脱落的左眼,被造反派说成里面有搞特务活动的照相机,在用强烈灯光照射三天三夜之后,彻底失明。

“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其实,吴老有两大遗憾。”中航工业科技委原发动机局总师周晓青说,一个是“厂所结合”问题的纠结,一个是910发动机的下马。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央军委负责日常工作的是贺龙。当时,贺龙主张把研究所放到工厂里,而聂荣臻则主张把研究所完全军事化。

1965年,吴大观第二次参观巴黎航展归来,在向贺龙汇报中提到:国外的工厂,都有科研机构,都搞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搞竞争。没想到,就此成为“厂所结合”主张的代表。然而,他却并不是这个意思,在他看来,当时的国营工厂是在国家计划安排下进行产品生产的,完成生产任务是工厂的责任。西方是市场经济,企业在市场竞争的体制下,必须研发产品、加工生产和为用户提供售后服务。这两者的范畴和任务完全不同,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但这个波折却让吴大观处境尴尬。名义上他是“厂所结合”主张的代表者,与研究所的关系一度紧张;却又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主张“厂所结合”,与工厂的关系也未能善终。吴大观随后离开沈阳,远走西安。

那时的西安,刚刚引进了英国的斯贝发动机,正急需人才。而吴大观对斯贝发动机抱有极大的期望。也正是在他的主张下,1977年,中国花了10亿元引进斯贝发动机,几乎用光了重工业部的科研资金。

1980年5月,第一台斯贝发动机制造成功,中国在20世纪初有了一台推力适中的加力涡扇发动机,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拉近了10年。

对方人员说,你们中国人买了我们的苹果,还想把苹果树带走。这正是吴大观心中所想,他太想搞出自己的发动机了。

主持研制涡喷7甲的气冷空心叶片时,对这项当时的国际尖端技术,他甚至撂下“狠话”: 谁研制不出来,谁的脑袋就要挂到自家单位门口。

斯贝发动机未负众望。实际上,如果没有斯贝发动机,就不会有后来的“飞豹”飞机。但是,由于引进斯贝发动机所用资金太多,当时沈阳601所吴大观曾经主持的910发动机的试制经费短缺。不久,910发动机所针对的歼9飞机下马,910发动机也停止了试制。这成了吴大观的另一个遗憾。

1982年,按照组织的安排,吴大观到航空工业部科技委担任常委。脱离了一线工作的吴大观似乎更加具有国际视野,他多次发表文章呼吁发动机要重视预研。

直到晚年,在自传中,他还在反思,经历了50年的航空发动机研究道路,有两个关键问题仍需明确:航空工业技术是否高科技?是否要有强大的科研体系?

2009年3月,93岁的吴大观去世。临终前,他拿出积蓄10万元作为最后一次“多交党费”,而在过去46年间,无论是忙于科研还是被“发配”去打扫厕所,在正常党费之外,他累计已多交党费11万多元。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39期《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