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主页 > 中国 > 正文

香港将巨变:资本家让位于强势特首

2015-04-08 17:01 编辑:admin 点击:
  • 扫描到手持设备
  • 字号:
核心提示: 北京突然对香港立场大变:李嘉诚出现失误 第一理财 2015/03/02 22:21 梁振英2015年的施政报告是罕见的强硬,申明“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
北京突然对香港立场大变:李嘉诚出现失误

  第一理财

  2015/03/02

  22:21

  

  梁振英2015年的施政报告是罕见的强硬,申明“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强调香港必须服从中央权威,而且点名批评了一些激进刊物的言论,现场抗议的议员则直接就给架出去了。这种风格是“占中”之前从未出现过的。

  我们把这个事情跟最近的一些新闻串起来看,就很容易发现中央政府对香港“占中”后政策方向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在保持“一国两制”的承诺不变的情况下,对香港现行政制进行调整,建立“强权特首”制度。

  

  ——应该说,“占中”是一场测试,把各方面的底线态度基本上测清楚了。在占中之前,梁振英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或者说至少是比较软弱的,也就是对香港反对派的诉求,表现出一种比较左右摇摆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也不好说梁本人内心到底怎么想,但起码在直观上给人一种印象:就是香港政府在敷衍塞责,甚至是有意识在放纵反对派的极端言行来向中央施加压力,试图索取更大的利益。在诸如奶粉事件、国民教育事件这些问题上,港府基本无所作为,放任事情闹大,然后让中央妥协退让。

  新华社在占中后发了这么一则新闻——《梁振英:曾每天都向中央汇报香港“占中”情况》。这则新闻是很耐人寻味的。他汇报了些什么,中央指示了什么,这是机密,谁也不知道。但最终的结果很明显:梁利用这种形式向中央表示“效忠”,也取得了中央的信任。

  也就是说在中央政府强硬的表态下,梁最终放弃了表面上的摇摆,选择了完全站到中央这一边。港府的处理方式,从最开始的放任自流,到武力清场,到现在的

  秋后算账,拘捕占中领袖。这一系列动作都显然都是“每天汇报”之后,得到中央支持,梁振英才逐渐开始硬气起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再对照另外两则新闻。第一则,就是占中爆发的前夜,以李嘉诚为代表的一大批香港富豪到北京来访问,打的旗号是希望维护香港稳定。

  第二则就是占中结束之后没多久,李嘉诚就宣布把公司注册地迁出香港。

  

  显然,李嘉诚等人去北京其实是要去试探中央的态度,希望居中调停,说服中央在2017年的普选问题上让步,避免“占中”运动的爆发。

  这个要求当然是被拒绝了。会面的结果,只是习大大重申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不会变。

  调解失败之后,“占中”随即爆发,中央和香港极*端民主派的关系终于彻底决裂。

  而这种彻底的决裂,受打击最大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一批控制着香港经济命脉的大富豪们。

  我在占中期间发过一条微博,就是说从“学民思潮”领袖黄之锋所做的演讲内容来看,他的诉求是错误的,但他反应的问题是真实的。香港回归中国以后,经济发展缓慢、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香港底层人民没有从祖国统一中获得什么好处,青年学生对未来失去希望,他们担心毕业就失业,看不到通过自己努力上升的渠道。这个经济基础,才是“占中”运动爆发的最重要的原因。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首先是社会上有了对香港现状的怨气的积累,才可能有西方敌对势力来挑拨离间产生效果。

  

  那么这种经济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大陆这边看来,中央已经给了很多优惠政策给香港,而且还大量廉价的淡水、蔬菜、肉制品供应给香港,保障香港的民生和经济繁荣,其它的方面一概不管,给了你最大限度的自由。然后你自己还搞不好怪谁?只能怪你们香港人自己嘛。

  但在香港人看来,就不是这样。1996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基尼系数是0.517,2012年,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538,贫富差距是扩大的。虽然看上去增加的点数不多,但一般认为超过0.5就是很严重的贫富分化了,在这个基础上,每增加一点点都会让底层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而这个贫富分化的加剧,是跟回归以后中央政府不作为密切相关的。

  自由资本主义一定会带来滚雪球一样的贫富分化,这个应该是一个共识。香港回归以前,就是一个自由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当中也算是非常自由的了。但是英国的殖民统治毕竟还派了总督,他代表英国统治香港,其职权是高于行政、立法、司法这个三权分立体系的。有这么一个强权人物镇着,大资本要想为所欲为还是很困难。

  但是在中国收复香港的过程中,在过渡时期,我们一方面不能直接派遣官员管理,一方面又不可能信任英国的官员,所以选择了依靠所谓的“爱国人士”来协助中央政府实现香港平稳过渡。而当时爱国人士的代表,当然就是李嘉诚、霍英东这些大资本家了。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以前尚不能干预政治的资本大佬们开始获得大量的政治资源,李嘉诚和霍英东都成了香港回归筹备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国在香港政治力量的代表。

  香港回归以后,总督制度自然消失了,中国政府因为“一国两制”的承诺,也没有过多干预香港政务——因为西方国家老是拿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来攻击中国,而中国也有很多人也对此缺乏自信。所以虽然英国统治的时候一点民主不给香港,中国收复香港以后反而开始搞民主了。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立法会的权力上升,特首的权力下降,跟总督比起来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从“统治者”变成了行政机构首脑的这么一个角色。香港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就从总督独裁制向三权分立的民主政制发展了。

  

  在资本大佬介入政权交接、新任政府权力分散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节制就完全失效了。对李嘉诚这样的大资本家来说,以前还有总督管着,回归以后在香港就可以彻底称王称霸。所以实际上我们看李嘉诚的财富增长,速度最快的就是香港回归之后的这么几年。他的公司市值在回归前的1995年才只有420亿港元,盈利才只有30亿港元。到2009年,就增加到了一万亿港元,相当于同期香港经济总量的50\%,盈利更是高达两千多亿港元,增加了七十倍。大头都是回归后挣的。而这期间,香港GDP增加了不到一倍。

  所以,回归以后,香港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好处都是大富豪们拿走了。底层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泡沫化严重,财富分配的差距比收入的基尼系数更加严重。李嘉诚在回归两年后就成为华人首富,但香港人均居住面积却不足十五平米,此外还有十多万人住在不足两个平方米的笼屋里面,所谓“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现今香港现状的真实写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收回香港以后,对香港的治理是有所失职的。“香港明天更美好”这个承诺并没有完全实现,起码对于香港的底层人民和年轻一代来说,他们所看到的现实就是回归以后,他们的处境和未来变得更加黯淡了。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就在于过度的自治造成的“政府缺位”。香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供700万人发展,已使用地区只占了所有面积约24\%,扣除不可开发的山地,还有40\%的可供开发面积,但是就是空着不让开发。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过于弱势,难以下定决心,因为一旦开发就会造成香港楼价下跌,让拥有住房的阶层利益受损。

  董建华多次打算学习内地新建保障房,都迫于既得利益阶层的政治压力而被迫放弃了。香港想要修一条高铁接上广深高铁,死活修不动,因为政府太弱势,根本无法完成高铁所需的拆迁工作。这些问题,在中国都不是问题,唯独在香港克服不了,你说是中央政府失职,还是香港政府失职?我觉得应该是都有责任。

  底层人民在生活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要求改革?就是一个舆论宣传战的问题了。西方的敌对势力也好,本地的像黎智英这样的资本势力也好,就开始在青年学生中间煽动,把这样的问题归结为大陆不给香港民主,以及大陆人到香港来买奶粉、生小孩占用香港的资源的问题上来了。

  

  这个逻辑其实很荒谬,因为大陆的政制和英美民主差距更大,但是对岸的深圳发展的比香港好的多;至于大陆人民到香港来,那是有利于香港经济的,没听说过买东西还把人家给买穷的。香港的问题,核心不是自由民主太少,而是自由民主太多,导致政府缺乏权威和执行力,无法大规模的配置公共资源,推动有利于底层人民的改革,放任大资本肆意扩张。

  但是呢,目前来看,在香港这个宣传阵地上,我们是失分的。青年学生被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理论给洗脑了,觉得问题就是中央不给香港民主造成的,所以才有了“占中”运动。

  所以我才说:“占中”运动中,青年学生的诉求是错误的,但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只要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仅仅是鼓吹什么反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宣传,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要解决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首先就要跟香港大资本家分道扬镳,不能再像回归前后一样,把他们当做政治上的依靠力量了。因为社会公平的改革,必定会触碰到这些人的利益。

  其次,就是要建立“强权特首”制度,要让特首扮演一个像回归之前的港督的角色,或者说是像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党委书记的角色,一个超越行政、司法和立法之上的职位。大幅度的削弱立法会的职权,因为这个陷入党派斗争、不用对实际决策负政治责任的机构,是很容易因为各方面势力的渗透而变得四分五裂、无所作为。变成一个极端势力表演的大舞台。

  目前,中国政府一方面要坚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所以不能真的搞社会主义改造,直接委派香港市委书记、市长;另一方面,又不宜完全的坐视不管,让港内港外的敌对势力把香港搞得一塌糊涂,这样在舆论上同样对我们不利,因为香港毕竟是属于中国的。

  两方面均衡的结果,一个效忠于中央政府的强权特首,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政治安排。梁振英在关键时刻以“每天向中央汇报”的方式效忠,最终促成了这一政治决策。

  所以,占中结束以后,李嘉诚收拾家当准备走人,梁振英态度强硬发表施政声明,批评大学反对派刊物,对“占中”领袖秋后算账。这些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李嘉诚不是不看好香港的未来,而是不看好他自己的家业在香港的未来。在一个强权特首的政治安排下,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恐怕将势在必行。

  

  二十三条立法那是肯定要做的,国情教育也一定会重新启动,土地与住房制度的改革恐怕也是在所必行。在此过程中,以李嘉诚为代表的,依赖于土地形成的大资本财团的利益必然受到巨大的触动。这个时候把资本注册地迁移到香港之外的避税天堂,其实是在给自己准备退路了。

  香港明天会更好,但李氏家族的明天恐怕是不会更好了。

  
  • 热门点击

    更多>>